刘国瑞-东北高等教育的现实困境：演进、致因与思考

作者简介：刘国瑞（1965-），男，辽宁建平人，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区域教育发展战略规划、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

摘要：过去70多年里，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兴衰紧密关联，东北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快速发展到发展迟滞、从塑造辉煌到处境困难的演变。导致东北高等教育困境的直接因素是经济实力下滑和人口结构性变化，深层次原因则是经济、教育的“双重转型”及其引发的高等教育需求、资源、空间格局的重塑。当前，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正处于复杂的发展变化之中。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高等教育转型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与学科专业结构以及城市、产业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需要与时俱进地深入研究和作出新的判断。
关键词：东北地区；经济转型；高等教育转型

一、引 言

1.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振兴发展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并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不断显现，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传统支柱产业竞争力减弱、部分骨干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历史包袱沉重、民生保障压力较大，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1］，形成了所谓“东北现象”。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东北的解困和振兴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2］。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了东北振兴的总体思路和重点措施。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台《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完善加快东北地区振兴的政策措施。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着力推动东北地区加快形成具有独特优势和竞争力的新的增长极。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开启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是赋予东北振兴以新的战略定位，明确指出“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3］，“下一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要有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4］。2.发展高等教育是东北振兴的重要支撑在实施东北振兴重大战略过程中，党中央始终把创新作为培育内生发展动力的主要抓手，把发展教育作为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保证；要优化高、中等专业院校和职业学校学科专业结构，大力发展多种形式和多层次的职业培训，培养适应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促进科教机构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扶持东北地区科研院所和高校、职业院校加快发展，提升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建设一批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支持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6］进入新时代以来，更是强调“东北振兴的关键是人才，要研究更具吸引力的措施，使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重要城市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7］近20多年来，与“东北现象”相伴，东北高等教育也逐渐陷入发展困境，出现了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下降的现象，在代表质量和实力的一系列指标方面，或被其他地区高校拉开差距，或面临被超越的风险。更严峻的是，东北高等教育正面对着原有优势下降与新优势难以形成交织在一起的系统性问题，可能呈现整体衰落的趋势。处在政府、社会、家长的指责与批评中，东北地区越来越多的高校陷于迷茫且无可奈何的功利行为之中。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东北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老工业基地建设息息相关，没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就不会有东北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现实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表明，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聚合点，高等教育没有同步甚至是优先得到振兴，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目标就缺少了重要的支撑力量。推动东北高等教育重塑辉煌，对于促进东北振兴、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乃至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3.深入探究东北高等教育问题需要有新思路目前，各方面对东北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有不同的看法。既有经济决定论、环境影响论、先天不足论等不同解释，也有对不担当、不作为的指责，还有整体衰败、不可逆转等消极情绪。全国学术界对东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困境关注度不高，东北高校自身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微弱。无论是从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等国家级课题立项、公开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来看，还是从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来看，针对东北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都很少。这不但与党和国家对东北的高度重视形成鲜明对照，也与发展东北高等教育的急迫需求不相称。在分析东北高等教育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时，已有研究强调比较多的是经费因素，也有些研究触及了体制机制等因素，这些分析角度都是必要的，但若仅限于此，不但难以从深层次挖掘原因，而且难以在更高层次谋划对策。与西部地区不同，东北高等教育不但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也拥有较好的办学基础。在区位条件方面，我国东北地区处于东北亚中心地带，与俄、朝、蒙接壤，与日、韩相邻，拥有许多重要的港口和铁路、公路、航空口岸，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非常突出。^［8］在产业基础方面，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创新能力较强，在装备制造、石化、冶金等领域有一批优秀的行业领军企业。^［9］在高等教育基础方面，东北高等教育拥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和经验。如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12-1931年），创办各类高校43所，其中公立高校13所，私立高校8所，外国势力创办高校22所；在沦陷时期（1931-1945年），东北地区拥有高等教育机构80多所；在1945-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开启了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实践，经过正规化整顿后，到1949年东北即拥有高等学校13所，其中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农学院、沈阳医科大学、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等著名高校。^［10］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更是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和建设，形成了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区位优势。那么，如今东北高等教育为什么会陷入艰难地步？在过去20多年里，结合两轮东北振兴进程，中央与地方在解决东北教育问题上出台了许多措施，而东北高等教育为什么至今仍未走出困境？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实现经济和教育振兴绝非一日之功，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中隐含着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和因素。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经济、政治关系的观点以及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模式、状态和水平，无不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其中有两个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逻辑。一是教育转型深受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近代以来的数百年人类发展史表明，高等教育转型与经济转型是紧密关联的，但两者在价值取向、动力机制、模式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亦有时会出现节奏步调上的不协调以及发展过程中的限制或拖累现象。二是需求、资源、空间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外部需求是前提，决定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存在价值；资源是基础，影响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能力；空间是变量，制约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弹性。这三个要素的组合与匹配程度，直接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经历了重大的经济社会转型，高等教育也从属性地开启了相关转型进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北地区，需求、资源、空间三个要素在转型前后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区域高等教育的活力、动力与效力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影响东北高等教育演进轨迹的重要矛盾运动基础。本文试图从经济与教育“双重转型”的协同性及其引发的高等教育需求、资源、空间格局变化的角度，对东北高等教育由快速发展演进到发展迟滞的过程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广义的东北是一个地理文化大区和经济大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三个省级行政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基于研究有效性的考虑，本研究以具有完整行政建制和治理体系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

二、东北高等教育从辉煌发展

到困境重重的演进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现代化战略既是驱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动力，也是确定高等教育现代化定位的最主要依据。”^［11］我国基于特殊的国情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程，形成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模式与格局。一般来讲，一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实力和水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拥有国内领军大学的数量和这些大学的位次、高等教育在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和贡献力、高等教育的发展活力与水平。其中前两者涉及的主要是部属高校。一直以来，部属高校都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地位、水平和实力的标志，这与地区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集中体现在国有大型企业拥有量的历史情况高度关联。70多年来，东北高等教育因老工业基地建设而辉煌，也伴随“东北现象”的产生而陷入困境。1.东北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时代实现大发展党领导建设正规高校的实践始于东北解放区，因而东北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体系和模式等方面具有起步早、经验多的优势。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北进入了国家利益主导的老工业基地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高等教育面临的是新中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统一需求；在发展空间上，不仅服务东北，还要服务行业系统、服务全国；在资源配置上，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国家统一调配，按照重点建设原则予以优先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集中力量在东北地区布局建设了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产业和骨干企业。“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东北占了54项，这里生产了新中国的第一炉钢水、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等诸多第一。^［12］同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东北紧紧围绕国家工业基地布局，大力加强高等教育建设。经过东北以及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至1957年东北共有高等学校27所，其中综合性大学2所、工科院校6所、师范院校5所、农林院校4所、医药卫生院校4所、财经院校1所、艺术院校2所、语言院校2所、体育院校1所，形成了科类比较齐全的结构体系，奠定了东北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13］这一时期，高校布局与产业、企业布局协调推进，高等教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其后在经历了大跃进、治理整顿和初步恢复后，至1977年东北地区共拥有高等学校55所，其中辽宁24所、吉林12所、黑龙江19所。^［14］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建设，东北高等教育得到了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存量资源和雄厚的发展基础，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空间布局较为合理，覆盖面广，协调性高。在哈大铁路沿线，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个主要城市为中心，逐步形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为龙头的高等学校集群，不但对应了中心城市建设和主要产业布局，而且覆盖了四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营口等重点工业城市，在国家统一计划和集中建设下，形成了城市、产业、高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2）部属高校多，特色鲜明，实力较强。拥有被誉为“工程师摇篮”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新中国建设初期八大工学院之一的大连工学院、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被夸作煤炭行业“黄埔军校”的阜新矿业学院（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被赞为“红医摇篮”的中国医科大学以及号称“兵工七子”的沈阳工业学院（现沈阳理工大学）、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等一批有地位、有影响、有贡献的知名高校。（3）学科体系完整，理工科基础好，发展潜力较大。形成了以工科高校为重点，各学科门类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在理工科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在1957年的27所高校中，理工科高校占51.9%。^①众所周知，在诸多学科门类中，理工学科的专业设备和材料投入所需甚大，而且需要良好的实验和实习环境，因而发展也更为艰难。得益于老工业基地建设的整体布局，东北形成了其他许多地区不具备的坚实的高等教育基础。东北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不但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区域工业基地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与技术支撑，也为全国若干行业系统的发展乃至“大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格局形成了一些历史特色，如单科性高校多、“条块分割”现象突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全国性问题，但在东北显得更突出。今天来看，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发展模式，与重化工业主导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以及强烈的中央集权色彩和条块分割体制，既是历史发展的选择，也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了种子。2.东北高等教育在转型时期进行了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化的战略转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过初期的区域经济驱动发展阶段，进入了国家利益和地方需求共同驱动发展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以及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例如，伴随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高等教育面临服务国家战略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两个需求；高等教育资源资源配置方式转向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竞争空前加剧，区域经济逐渐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区域高等教育面临更广阔空间的竞争。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经济和教育实力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广东、山东等地区高等教育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异军突起，而东北则出现经济与高等教育实力同步下降的现象。面对新形势，东北高等教育并非像有些人讲的那样躺在计划经济怀抱里一味等靠要，而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1）主动探索突破计划经济局限的体制机制创新之路。在改革开放后头20余年里，东北高等教育战线努力突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进行了一系列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甚至被全面推广的改革探索。其一，率先尝试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联合办学。1985年，辽宁省人民政府与当时的机械工业部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对沈阳机电学院（现沈阳工业大学）实行省部双重领导、机械工业部主管的制度，为打破“条块分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开创了先例。其二，开启“一校两制”的办学体制改革。东北大学辽宁分院在一所学校中进行了既有公办又有民办的“一校两制”改革探索，师资、仪器设备依托东北大学，实行有偿聘用、有偿使用；学生自费上学、自主择业；按民办高校管理，享受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在1984-1993年的十年里，该校为辽宁培养了2500多名高校毕业生，形成了1600人的办学规模。^［15］这一模式与后来的独立学院高度相似。其三，开辟利用级差地租通过资产置换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新道路。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五”期间，辽宁省高校就完成资产置换和吸引社会资金93.5亿元，累计扩大高校占地面积4.23万亩，新建校舍面积达888万平方米，相当于新建了37所万人大学。^［16］一些人对此有异议，认为正是高校盲目扩张校园造成了巨额负债。可事实是，当时高校的办学条件普遍紧张、落后，没有突破性的实践探索，东北高校将无法完成国家统一部署的扩招任务，进而现在可能陷于条件改善、规模扩张与内涵建设三重任务叠加的更加困难的境地。遗憾的是，受外部体制环境和计划经济思维的强烈影响，东北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高等教育改革探索未得到巩固和拓展，最终呈现“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现象。（2）努力在服务经济振兴中探索自身脱困之路。2003年以来，东北高等教育抓住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契机，主动对接区域发展需求，通过“教育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服务行动计划”等措施，着力推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着力优化人才和科技供给，努力探索经济振兴与教育振兴相结合的新发展思路。一是着力加强紧缺人才的培养。如辽宁省制订实施了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着力建设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培训、七大领域校内外研究生培养、6个类别的专业学位学生培养培训等基地，实施高级科技领军人才培训和德、法工程师文凭教育等项目，开展紧缺本科层次人才、紧缺国际商务型人才、紧缺复合型软件人才、艺术类人才以及高级技能型人才培养计划。^［17］黑龙江省制订实施了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积极推进农村大学生、紧缺本科层次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级研发人员、高层次创新人才以及中高级实用型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计划。^［18］二是着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如辽宁省提出实施科技创新服务振兴工程，推进落实校企共建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大学科技园发展计划、高等学校中小企业技术服务中心建设计划、高等学校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计划、高等学校科技产业发展计划、资源枯竭型地区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计划以及高等学校决策咨询服务计划。^［19］黑龙江省提出实施科技创新服务工程，包括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校企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研发中心计划、振兴老工业基地重大项目支持计划、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计划、大学科技园和高校科技产业发展计划、资源型城市（地区）转型科技服务计划以及兴农富民服务计划。^［20］应该说上述政策措施极具针对性，也非常符合经济、科技、教育发展的趋势，时至今日许多方面仍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是，受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措施在落实中遇到了诸多困难，未能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局面。一些很有价值的措施，如德、法工程师项目，因需要相关政策支持和企业深度参与等原因而未能实施。（3）高等教育总体保持了向前发展的势头。在规模方面，东北高等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1980-2010年，东北普通高校从89所发展到247所，增长了1.8倍。其中，辽宁省从36所发展到112所，增长了2.1倍；吉林省从25所发展到56所，增长了1.2倍；黑龙江省从28所发展到79所，增长了1.8倍。同一时期，东北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从14.49万人发展到214.38万人，增长了13.8倍。其中，辽宁省从6.33万人发展到88.03万人，增长了12.9倍；吉林省从3.80万人发展到54.44万人，增长了13.3倍；黑龙江省从4.36万人发展到71.91万人，增长了15.5倍。^［21］此外，1982-2010年间，每十万人口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辽宁省从1017人发展到11965人，增长了10.8倍；吉林省从877人发展到9840人，增长了10.2倍；黑龙江省从685人发展到9067人，增长了12.2倍。^［22］在重点建设方面，东北延续了历史积淀的优势。全国112所“211工程”高校中，东北地区有11所，占9.8%；39所“985工程”高校中，东北有4所，占10.3%；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东北有11所，占8.0%。3.东北高等教育伴随社会转型的深入而逐渐处境艰难一系列探索充分体现了东北高等教育求生存、求发展、求创新、求突破的强烈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以及付出的巨大努力。但是，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变，东北高等教育仍出现了难以把控的整体性困难，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高等教育发展基础渐趋薄弱。在经费支持上，一方面，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生均教育事业费、生均教育公用经费等指标逐步下滑到全国中后水平；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投入显著落后于发达地区，甚至少于一些中部省份，省市共建领军大学的投入承诺不能及时、有效落实；政府化解高校债务能力弱、进度慢，一批高校负债艰难前行，承受着内涵转型发展和重点建设突破双重任务叠加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受经济结构、历史传统、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社会捐集资办学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拓展高等教育经费渠道受到极大限制。（2）高等教育传统优势逐渐消失。1955年东北地区高校数量占全国的18.57%，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东北高等教育虽逐渐面临困难局面，但仍基本保持这一传统优势，1990年东北地区高校数量占全国的13.58%。自1999年扩招开始，这一优势便逐渐消失。2000-2019年，东北地区普通高校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从12.78%下降到9.60%，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从13.33%下降到8.67%。拥有大量部属高校是东北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典型特征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东北地区共有43所高校由国家部委划转到地方管理，占同期全国划转管理关系高校总数的19.03%。大批部属高校划归地方管理后，一方面失去了原有的平台优势和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又受到资源竞争和学位制度改革带来的压力，卷入到综合化浪潮中而失去了特色和优势。（3）高等教育竞争力有所下降。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计划，东北地区虽表面上看入选高校的数量没有显著变化，但实际竞争力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地区同层次高校相比，东北处于领军地位的高校增长势头不明显、提升压力很大；地方高校更是提升缓慢或停滞不前，频频被其他地区同类高校赶超。学科水平是高校教学、科研、师资、国际化等各方面实力的综合反映。在2002-2004年的高校学科评估中，辽宁省高校学科排名全国前五的有11个，在全国省份中居第10位，吉林省有5个，居第16位，黑龙江省有17个，居第7位；辽宁四所“211工程”高校中，国家重点学科所在一级学科有50%未进入前10名，有70%排在前5名之外。^［23］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辽宁省高校A级学科有15个，在全国省份中居第14位；吉林省有18个，居第12位；黑龙江省有22个，居第11位。总体上看，东北高校群体已处于第一集团之外。部属高校是东北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东北高等教育水平下滑的主要表现之一恰恰是原部属高校实力显著下降。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列入国家重点大学的行业高校中，大庆石油学院（现东北石油大学）、阜新矿业学院（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沈阳农学院（现沈阳农业大学）等高校未能进入“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计划，长春地质学院（后更名为长春科技大学）和吉林工业大学并入吉林大学，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燕山大学）整体迁到河北秦皇岛。20多年过去了，一些高校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有的甚至办学水平整体下滑、处境艰难。

三、当前东北高等教育处境

艰难的致因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4］如果一定区域的一所或几所高校办学水平持续下滑，那么从人的因素或学校领导力上找原因是有道理的。但是，若将一个地区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困境归因于观念落后、领导力不强，则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最可行的探究路径，应该是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变化中寻找答案。1.导致东北高等教育处境艰难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教育发展水平。毫无疑问，导致东北高等教育处境艰难的基础性因素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其产生的连锁反应。（1）综合经济实力持续下滑。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据统计，1978年东北GDP占全国的比重为13.39%，到1990年下降至11.7%，2004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之初更是降至9.0%。其后虽短暂反弹，但又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重现增速放缓、增长乏力的局面。“2012年至2018年，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8.7%下降到6.2%。”^［25］受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比高、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发达、税制改革等多重因素影响，东北地方财政收入普遍较低，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发展社会事业的能力。大批部属高校划转地方后，更使得东北高等教育财政支撑能力面临雪上加霜的窘境。笔者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测算，即使在东北高等教育规模全国占比显著下降的情况下，2019年每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支持的大学生数在辽宁为443人，在吉林为696人，在黑龙江为683人，均高于东中部大多数省份，财政水平下滑及财政压力之大可见一斑。（2）人口结构问题日趋严重。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导致东北高等教育处境艰难的另一个基础性因素是伴随经济下滑而出现人口增速下降、老龄化加速和高素质人口流失交织在一起的严重局面。1982-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从9275万人发展到9851.5万人，增长了6.22%，远低于同期全国增幅（40.03%）；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9.02%降至6.98%。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辽宁省人口减少了2.64%（1154916人），年均增长率为-0.27%；吉林省人口减少了12.31%（3379362人），年均增长率为-1.31%；黑龙江省人口减少了16.87%（6463903人），年均增长率为-1.8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2-2018年东北“常住人口减少137万，多数是年轻人和科技人才”。^［26］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必然影响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使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空间紧缩。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下降，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竞争实力。而高素质人才流失则对高校的人才集聚产生了直接影响。窘困的经济、财政和人口状况，加之国企改造、下岗工人安置、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社保体系建设、人口老龄化等巨大压力，客观上限制了人的思维和行动。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导致东北高等教育发展迟滞的基础性因素。2.导致东北高等教育处境艰难的深层次原因20世纪90年代是东北高等教育从辉煌走向处境艰难的转折点。在经历了短暂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探索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度转型，东北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遇到了深层次的矛盾问题。（1）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冲突。1979年起，我国进入体制和发展转型叠加时期，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27］与此相伴，我国高等教育也经历了艰巨的历史性体制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型。经济领域的体制和发展转型与教育领域的体制和发展转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且各领域的体制与体系问题又交织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矛盾运动。经济领域体制与发展转型的叠加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资源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政府资源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重点建设项目的竞争日趋激烈，优质资源越来越向少数高校集中；地方财政支撑属地高校发展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地方经济活力和城市活力对属地高校发展活力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二是产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以增量调整为主的转型成本低、速度快、见效明显，很容易与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实现共振。而以存量调整为重点的地区，不但转型成本高、速度慢、成效不稳定，而且因为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交织在一起，产业结构与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协同调整的难度非常大。在经济与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东北地区的压力最大、难度也最大。一般来讲，产业结构越高级，创新型劳动力需求就越大，进而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更高。东北是我国重化工业重镇，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煤炭、建材、造船等企业比较集中，轻工业和服务业相对不发达。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传统产业竞争力下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象。大量设备仍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平，产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为典型特征，要实现设备更新、技术更新乃至产业更新极其艰难，而其中还牵涉复杂的就业、稳定等因素，使得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作用不显著，或者说被低端产业所拖累。先进与落后并存的产业结构使东北地区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剪刀差”持续凸显。东北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计划经济且退出最晚的地区，由市场需求和竞争带动的结构调整乏力。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帮助企业化解债务和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在巩固国有大型企业在事关国家命脉领域基础地位的同时，尚未充分激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科技前沿参与竞争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这极大地限制了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实效，制约了高校自身的创新以及高校与企业的协同创新，是东北地区未能广泛形成高水平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原因。当同一自然地理空间内的教育空间长期受到经济空间的抑制时，就会出现发展动力缺失的问题，并且因资源局限而难以走出困境。面对经济社会剧烈转型的冲击，相比而言，在绩效评价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受地方影响较小的部属高校，实现自身转型所面对的阻力更小些，自主性也更强些。而绩效评价、资源配置和干部管理权限均在属地的地方高校，制约因素更多，其转型深受地方经济社会战略布局的影响，发展活力更是受地方制度活力、经济活力、城市活力等因素的制约。这无疑是东北高等教育难以在短时期走出困境进而再振兴的深层次原因之一。（2）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极或经济高地迁移带来全国高等教育需求、资源和空间格局的重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一段时期内采取了非均衡发展、以先富带后富的战略举措。在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下，要素空间配置以及生产力布局的效率倾向凸显，促进了区域经济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衡发展转向差异化发展。^［28］特别是21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结合，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空间格局，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继续放大既有优势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快速崛起相对应，东北独大的绝对优势日渐消失。我国经济增长极或经济高地格局的巨变，对高等教育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新的经济增长极或经济高地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主要发展模式，把高技术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作为重点，其产业结构更加符合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对科技和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因而对全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二是新的经济增长极或经济高地均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并拥有雄厚财政实力，因而能为区域内包括部属高校在内的所有高校提供有效支持，并且配合国家重点建设计划大力实施地方重点建设，从而使区域内高校在全国同类高校中快速崛起，在获得国家重点建设资源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三是新的经济增长极或经济高地均高度重视对内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多种经济全面发展，金融、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中外合作机构和民办机构比较发达，为区域内的高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多优质机会。国内先进地区在上述三方面的优势恰恰是东北地区的短板，这对东北高等教育产生了短期内自身难以应对的巨大影响。经济格局的此消彼长，客观上造成了东北高等教育的需求抑制、空间挤压和资源抽离，突出表现为新兴学科专业的发展缺乏有效空间和支持，吸引人才与留住人才的压力并存，高校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难度大，大学生本地就业的吸引力缺乏等。这样讲绝不是把东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困境归因于其他地区的快速发展，而是基于这样的基本逻辑，即一定历史时期内，在需求、资源和空间总体有限的情况下，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格局必然意味着一些区域成为竞争高地和资源聚集地，从而为高等教育提供广阔发展空间，而另一些地区则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进一步说明当下东北高等教育所处困境并非原有水平上的整体倒退，而是因外部环境巨变导致相对优势减弱或消失。（3）经济转型过程中东北高等教育需求、资源与空间格局的阶段性混乱。从改革和发展的条件看，高等教育既可能面临“资源约束”，也可能面临“需求约束”。^［29］改革开放以来，东北高等教育面对的是“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叠加的特殊情况。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极或经济高地迁移带来全国高等教育需求、资源和空间格局重塑相伴的是东北高等教育需求、资源和空间格局的破碎，处于艰难的调适和重建阶段。一方面，靠指令计划调控的城市、企业、高校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迅速瓦解。与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城市整体快速发展不同，东北地区除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个城市外，其他城市多处于很困难的境地，“一些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工矿区城市发展活力不足”^［30］。这些城市或是“一产业一城”，或是“一矿一城”、“一企一城”。随着资源枯竭、产业转型，多数地级市的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县级市，消化原有产业矛盾尚需时日，新兴产业发展也未成规模。这一状况对坐落在城市中的高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城市既无法为当地高校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撑，亦无法为高校提供增强活力的需求刺激，城市、企业与高校陷入相互制约的不良循环状态。另一方面，深厚的计划痕迹与不完全发育的市场机制，又使城市、产业与高校之间建立新型关系非常缓慢。伴随城市的扩张和市场化的推进，居民在交通、生活、就学等方面的压力空前增大。人居环境、基础教育供给水平、交通便利性、城市发展活力等外部环境对高校留住优秀人才和吸引优秀人才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影响，中央支持东北的大量技改和基建投入，在一些城市尚未转化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人民获得感，也尚未形成具有蓬勃活力和巨大吸引力的创业环境，无论高校还是教师都出现了价值与身份的迷失感。一系列因素造成了东北地区已有人才要流出、急需人才不愿意来的困境。地理空间内城市、产业与高校的关系出现了混乱，重建的任务极其艰巨。一定区域的高等教育需求、资源和空间格局不是恒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动态调适和发展的。面对经济社会的深度转型，如果外部的需求、资源供给与发展空间不能形成符合大学发展规律和知识增长规律的新的相对稳定的和谐关系，区域内高校的生存发展和各项职能的充分发挥必然受到影响。四、由东北高等教育演进引发的思考任何一种高等教育模式都深受国情特别是体制环境、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历史特征。与现实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北高等教育曾经的辉煌，其作用在历史上是不可替代的，其模式在现实中也是不可复制的。东北高等教育今日之困并非“一日之寒”，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曾经赖以辉煌的措施和模式恰恰成了现实困境的重要致因。我们既要辩证地看待其历史合理性，亦要以发展的态度探索其蕴含的规律和趋势。1.全面客观地看待东北高等教育的演进与现状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诸如东北高等教育先天不足、离开了政府的扶持就无法生存，或者把东北高等教育现阶段的困境简单归结为观念旧、不担当、不作为的看法，都难免失之偏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理性地看待东北高等教育70多年的演进历程和现实问题，应该有五点基本认识：第一，东北高等教育辉煌于计划经济，陷入困境于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计划经济体制形塑了东北高等教育，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建设和发展，今天所谓的困境都无从谈起。不能否定东北高等教育的历史成绩，那无异于否定东北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第二，高等教育陷入困境是现阶段“东北现象”的表征之一，是经济社会深度转型带来的阵痛。振兴老工业基地是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既不能脱离世界历史规律指责东北，也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指责高等教育。彻底破解东北高等教育困境问题，离不开以经济为核心的整个大环境的改善。第三，东北高等教育的困境不在于体系是否完整，更不在于学校数量多少和培养规模大小，其本质是新形势下发展活力和竞争实力不足。东北高等教育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和上升之中，但发展速度和提升幅度与先进地区相比处于落后状态。今日东北高等教育之困境并非停止不前或整体性衰退，而是阶段性的发展迟滞与比较优势下降。第四，东北高等教育困境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期间政府和高校为改变局面也不断努力探索。没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地方政府和高校的不懈努力，不会有这种坚守的局面，也不可能有探讨东北高等教育振兴的前提和基础。第五，今日东北高等教育之困绝非投入不足可以简单概括的，实际上既有国际上国家或地区转型的共性因素，也有中国乃至东北特有的因素，还面临日益复杂的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冲击，是三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发展迟滞仅归因于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认为加大投入就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无疑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2.不断深化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两者相互协调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连接更加紧密，关系也更加复杂。东北7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并非一直是同步的、线性发展的，而是在具体的时期或区域存在变异。虽然总体上来说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的规律仍然有效，但其表现形态、作用机理和作用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东北高等教育演进的历程告诉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需要不断深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1）深化对高等教育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从空间看是全方位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从时间看是加速度的，从程度看则是深层次的”。^［3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的系统性重塑不同，这一次转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渐进式改革。这一转型特征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一是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模式客观上导致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对不同的生态环境；二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机制使得计划色彩浓厚地区的高等教育改革面临更艰巨的任务；三是高等教育改革处于从属性地位，其改革进程和节奏受制于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高等教育转型既深受经济转型的影响，又有不同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问题和困难。高等教育转型不能简单模仿经济转型，但必须与经济转型的节奏相协调。过去一百多年里，积极应对工业革命、知识革命等新挑战和新需求，经过柏林大学改革、《莫雷尔法案》赠地学院、“威斯康星思想”和“斯坦福-硅谷模式”等标志性事件，高校拓展了科学研究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并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个基本职能连接在一起，通过职能拓展实现了迈向现代化的持续转型，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有效适应乃至引领了社会发展进步。^［32］进入新历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在东中西部问题仍有待解决、南北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城市群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任重道远；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互作用使得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优化更为艰难；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转型将更加突出“空间上的全方位、时间上的加速度、程度上的深层次”。^［33］高等学校必须抢跑和加速跑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必须对原有职能进行系统化综合和提升才能适应新的需求。推动高等教育转型是一个涉及理念、体制、机制、模式、动力等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落后地区的任务更为紧迫和艰巨。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好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多、放权多、服务多。而那些高等教育原本基础雄厚却陷入发展困境的地区，政府常常既给不了更多的钱，也给不了灵活的政策，经常是经济界指责教育不能提供有效支撑，教育界埋怨经济上不去、经费不到位怎能发展，从而陷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用之争，错过了发展机遇。这些都表明，在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的制度转型十分重要。既要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愿景，在国家层面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协调，又需紧密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区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力度。经济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的进程表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结构、体制环境和文化传统联系紧密，建立“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关系日趋重要；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与区域经济实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差距的基础是振兴经济；省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其高等教育统筹能力日益成为协调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应密切关注“双重转型”的进程，不断探索和深化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一要突破一边倒的适应论，从高等教育对经济的单向适应向高等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转变，既强化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也明确企业在营造良好高等教育生态环境上的义务。二要突破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从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向协同发展转变，既正视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对高等教育水平和结构的决定性影响，亦发挥高等教育在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创造新业态方面日益突出的独特价值。三要突破只关注生产力的局限，从结构层面的衔接向制度层面的协调转变，既关注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源配置层面的相互衔接，亦关注生产关系层面体制机制的相互影响。（2）深化对产业结构与学科专业结构关系的认识。产业结构与学科专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与高等教育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之一。东北7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演进动力和演进机制方面都呈现更加复杂的趋势。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跳跃性或不连续性放大了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的不确定性。学科专业结构既深受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亦深受知识增长的制约。产业结构变迁引发的新需求是学科专业结构演进的外部动力，而知识增长带来的知识分化是学科专业结构演进的内在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知识呈指数增长，从知识到产业的周期大为缩短、机制更为灵活，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产业结构升级及产品更新换代频现跳跃性。但是，知识的系统化、制度化（即学科建制的形成）以及知识的传承（主要是人才培养计划的形成与实施）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程序性，在两者中，政府更倾向于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会挤压学术的结构空间，给学科专业结构优化中平衡外部需求与内在规律增添了变数。另一方面，产业体系的多层级性增强了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的复杂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常常把学科（专业）培养规模与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员规模的对应性作为评判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性的基本依据。而今，现代产业已发展分化成众多庞大的产业链，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不但分工不同，也在科技含量上有差异，这些分工与差异又与地域（东中西部乃至省际）分工交织在一起，使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巨大的区域差异决定了，在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上，全国范围总体是合理的不意味着每个地区都是合理的，反之亦然。总体上讲，当产业结构呈现正向的与科学技术同步的发展态势时，其对本区域学科专业结构升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更明显，反之会牵累学科专业结构的升级与发展。因此，有关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适应性的标准、机理等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在四个方面要进一步澄清认识。第一，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是相对的，是一个不断动态调试的发展过程。“随着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二者关系逐渐走向协调，未来很可能还会出现失调”^［34］，从而也预示着新一轮调试的开始。第二，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应性是互为条件的，只有两者同向时才可能有基本同步的状态。第三，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是有要素差异的，相对而言，两者在科学技术层面的需求与供给协调具有直接性和发展性，而在人力资源层面的需求与供给协调则具有间接性和稳定性。第四，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始终面临时空弹性问题，局限于当下或当地来谋求两者的适应性，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违背高等教育规律。（3）深化对城市、产业与高校之间关系的认识。“城市与大学有天生的缘分，不管是城市因大学而生，还是城市孕育了大学，大学与城市总是连在一起。”^［35］城市、产业、高校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演进主体，也是同一地理空间内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高度浓缩。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城市、产业和高校的协同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加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建设，形成与国家生产力布局和社会发展需要相衔接的高等学校布局结构；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新的城镇化地区、产业集聚区、边境城市延伸；紧密对接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布局，打造世界工程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推动地方在制订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城市建设、重大生产力布局等规划时统筹考虑、优先安排教育等。^［36-39］在实践层面，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完善和全面实施，我国进入了城市群、产业群重新聚合的新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城市群被相继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之中。^［40］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如辽中南城市群则处于艰难重塑的过程中。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或浴火重生的过程，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里仍将是我国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教育地理空间演进的主题，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需要深刻认识城市群、产业群的衰落与兴起对高校的影响。东北7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产业群的衰落或转移对城市（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关键问题不是关停落后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那么简单，城市面临消化既有落后产业从业人员与吸引新兴产业人才的双重压力。这种转换必然也对高校的发展造成影响。财政支撑能力下降是最显而易见的，城市发展活力不足与生活水平不高等因素则严重影响高校集聚高端人才的能力与效果，而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又使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协调难度非常大，高校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需要深刻认识体制转型对城市与高校之间关系的影响。东北7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先天局限可以通过计划手段得到弥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城市的先天不足可能进一步凸显。与原有中心城市和新兴城市扩张相伴随的是，许多老工业基地或传统产业区的三、四线小城市不可避免地开始收缩。这一变化对高校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三类城市上。一是资源型城市。伴随资源枯竭和城市转型的阵痛，经济发展停滞、人力资源吸引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从而直接影响本地高校的生存环境。二是单一产业为主的城市。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打破了原有稳定的供需关系，从而对本地高校的发展空间造成巨大影响。三是非中心城市特别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二、三线城市。面对来自中心城市和新兴城市的资源竞争压力，自身整体性弱势日渐凸显，从而使本地高校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瓶颈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城市与高校之间出现了背离现象，有的高校迫切希望脱离原来的城市。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城市自身的兴衰以及所提供发展环境的变化不会停止，高校与城市的关系也处于不断调试之中，应正视城市衰败或转型对高校的影响，以更开放的视野、更具战略性的举措认真研究解决全国面临上述情况的地区和高校的发展问题。对大量高等教育资源涌向新兴城市的现象亦应予以理性看待，既要积极抑制经济薄弱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出，亦要有效调控新兴地区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避免历史上城市、产业、高校同步衰退的现象重演。
注释： ①本文中未标明出处的数据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由笔者依据官方数据测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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